庸官的最大危害在于：他们缺乏起码的职务责任意识，只对自己负责，而不对人民、国家、党负责。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们的干部队伍无论是思想素质还是领导能力，都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但是，也不必讳言，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不乏一些“庸官”。所以，批评“庸官”的思想意识，消除“庸官”现象，仍是我们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庸官”之“庸”者何也？“平庸”、“庸碌无为”、“庸俗”也；“庸官”，即“平庸之官僚”也。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思想上的平庸贫乏，毫无创见；出言就是了无新意的空话、套话——“完全正确”的废话。二是行为上的平庸无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毫无闯劲、干劲；其主导思想是避免承担一切风险——宁可做不出任何成绩，也不要出一点差错。三是人际关系上的庸俗低级，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都能“摆平”，谁的缺点都不批评，什么人都不得罪，是个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上级“赏识”、群众“拥护”的“老好人”。在这些“庸官”的灵魂深处，说到底就是在言行上要做到“万无一失”，以确保自己的“乌纱帽”，不求“青云直上”，但求“稳步高升”！ 为什么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这样的“庸官”？从个人方面来看，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是缺乏基本的民主政治意识。如果我们认真调查研究一下“庸官”的思想状况就可以看出，其政治观念是何其陈旧——“为民做主，不是以民为主”的思想根深蒂固，甚至以“父母官”自居的陈腐观念，也常常在一些人的口里流露出来；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说“老百姓是共产党的天”、“老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但是，思想深处却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天”。更为严重的还在于，在民主政治实行了多年的今天，“庸官”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由于民主政治意识的极端贫乏，“庸官”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动力，必然表现出思想懒惰。他们常常是摆出一副官架子，但是，却不用心、不动脑，遇事就敷衍塞责。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对这样的“庸官”提出了这样的严厉批评：有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社会中这样的“庸官”及其思想懒惰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一点改变，但是，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庸官”之“庸”，除了个人原因之外，还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平庸的官僚”大多数都是排斥竞争机制的任命制的产物。既然他们的官职是由上级领导任命的，那么，他们的荣辱升降，关键都在上级领导对他们的印象如何，所以，他们的眼睛必须时刻向上，特别仔细地揣摩上级领导的意图，极其认真地研究上级领导的好恶。这样，久而久之就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唯上的权势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此相应地，“思想上的绝对服从”就成为他们官场行为的根本原则，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成了无个性特征的权力化身——这就是“庸官”的灵魂。作为无个性特征权力化身的“庸官”，在如此这般的政治环境中，就逐渐形成了他们所认可的“仕途规律”：抑制个性——掩盖个性——消除个性——行为完全“规范化”——与上级领导人保持高度一致——得到晋升！他们深谙现代官场这些“潜规则”、以“服从”掩盖自己的平庸，从而得到上级领导人的赏识——“晋升”的秘密也就在这里。这样，在现代官场“潜规则”的熏陶下，遵循这样的“仕途规律”，本来不太平庸的干部，久而久之也就变成了平庸的官僚！ “庸官”的危害何在？最大危害在于：他们只对自己负责，而不对人民、国家、党负责，缺乏起码的职务责任意识。“庸官”的自觉的“无责任意识”，使他们“创造了”许多逃避责任、推诿责任的为官诀窍：凡是有关思想原则的大事，他们都靠上级，而具体行动则完全推给下级。于是，每件事都要靠上级发文件，接到上级文件，就召开会议，层层照念，然后把传达过程写成报告，送上去了事——完成任务！对下面的请示，不做调查研究，千篇一律地写一些冠冕堂皇、套话连篇、模棱两可的批语。他们还有一种公文处理办法：在文件上不表态、只画圈。邓小平1979年就批评过，有些干部在家里办公，“把文件传来传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这些保险而无用的“圈阅”或者“批示”，不论后果如何，批示者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朱镕基同志在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曾对银行行政系统的“庸官”提出了批评：“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做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现实生活中，有多少需要迅速处理的大事都耽误在这些“庸官”手里！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出现了多少安全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从近年来媒体的报道中可见一斑。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