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内在逻辑

石仲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近90年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30年”。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可视为第一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就这三个“30年”看，第一个“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为什么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呢？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思想，是党的十三大报告。那时从实践层面讲，“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四大报告又提出党领导进行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第一次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伟大革命，是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革命。其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目标是将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两个概念之间，其所指的历史下限有一个时间差。前者是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后者是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说新中国前“30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就是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以后的一段调整。 为什么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是因为党在这个时期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828～829页）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在那时已经提出。事实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党的八大前后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但有谁能料，接踵而至的历史大曲折，出现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即没能践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不过，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